郑炳林，一位杰出的学者，因其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位1956年7月出生于陕西黄陵的教授，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并担任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及敦煌学研究所所长。他在敦煌学和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发表了330多篇论文，并主持了30余项科研项目，其中《敦煌通史》更是荣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自2007年起，郑炳林教授便带领其研究团队，全身心投入到敦煌通史的编撰工作中。历时17年，他们于2023年成功出版了这部包含330余万字、共七卷的鸿篇巨制。

在兰州大学衡山堂，郑炳林教授正通过解读简牍文献，为研究生们讲解畜牧业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发展情况，例如乌孙马、大宛马、蒙古马和河曲马的区别，以及它们如何反映不同地域的畜牧业状况。这位70岁的学者，带领学生们一同在历史长河中探索，从西汉时期直至近代，深入研讨敦煌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居民生活习俗。郑教授坦言，贯通研究敦煌的历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团队协作，铸就史学巨著

玉门关与阳关，两处声名显赫的关隘，同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地理位置相近。古代为何在此区域设置两关，是否多此一举？在荒漠戈壁地区，关隘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当时的人们是否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浪费？这些疑问曾困扰着许多对西北史地感兴趣的人。郑炳林教授在其著作《敦煌通史·两汉卷》中，专门辟有《西汉敦煌郡玉门关与阳关的设置》一节，考证了两关的设置时间和功能。敦煌自建郡之初，便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多元文明的交汇点。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研究中，类似玉门关、阳关的疑问还有很多。因此，为了更全面、系统地揭示敦煌的历史，将相关研究成果贯穿起来，编撰一部《敦煌通史》成为必然。

2007年，郑炳林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的提议下，肩负起编撰《敦煌通史》的重任。此前，他已在敦煌学研究领域深耕二十余载，但研究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时期。他决心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敦煌通史》，以提升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编撰《敦煌通史》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郑炳林教授的团队成员均为他亲自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他认为，应将最优秀的人才投入到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中，尽管困难重重，但团队充满信心。在编撰过程中，《敦煌通史·两汉卷》篇幅最为可观，正文超过50万字。郑教授亲自带领博士研究生司豪强承担了此卷的撰写工作。

郑教授指出，敦煌汉简是研究两汉时期敦煌历史的宝贵资料。由于《汉书》《后汉书》等史籍对两汉时期敦煌的记载甚少，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建立为研究提供了契机。通过与博物馆合作，郑教授团队获得了大量敦煌汉简的释文，其中悬泉置汉简等资料，为研究西汉敦煌的历史提供了全方位的视角。这些汉简涵盖了行政、军事、中外交流、地理交通、社会生活以及私人信件等内容。郑教授表示，一枚汉简可能需要反复研读30余遍，通过对比研究，每次都能有新的发现。

精心规划，汇聚七卷巨著

《敦煌简史》，一本由330万字的《敦煌通史》浓缩而成的65万字著作，自半年前出版以来已数次加印。作为团队中的骨干成员，70后的魏迎春副所长，在郑教授的指导下，与团队成员共同为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魏副所长强调，编撰通史不仅在于字数，更在于系统性的统筹协调。她认为，分卷的设置应基于不同历史时期史料的研究价值，并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

《敦煌通史》项目启动时，团队规模不足10人，分工问题成为首要挑战。郑教授和魏副所长深入了解每位成员的研究方向，并结合其专长，确定了各卷的主题和撰写者。魏副所长提到，撰写过程中，既要遵循传统史学体例，又要突出重要事件，同时还要确保各卷篇幅相对均衡。在与团队成员的讨论中，她的通史编撰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历时17年，七卷本《敦煌通史》终于与公众见面。郑教授表示，在这次“实战”中，团队在工作节奏的调度、撰写方向的确定、作者风格的尊重、作者与出版社的沟通以及稿件回收时间的协调等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敦煌通史》出版后不久，郑教授团队又受邀开始编撰《凉州通史》。尽管敦煌与凉州（今武威）地理位置相距较远，但凭借《敦煌通史》的编撰经验，团队成员迅速投入工作，仅用两年多时间便完成了十卷本的《凉州通史》，并于去年底出版发行。

青年学者，填补历史空白

一千多年前的敦煌，一位农民因加工麦子的费用减少而感到高兴，这在他以农为生、依赖自然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显著的变化。一千多年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讲师陈继宏，通过研读敦煌文献，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在撰写《敦煌通史·吐蕃卷》时，她将工农商学兵等各类资料汇集研究，并思考：“加工费的减少是否意味着当时加工工具的进步和效率的提升？”

陈继宏回忆，郑教授曾提醒她：“研究古代日常生活，应站在古人的角度去思考。”在官方史料匮乏的朝代，敦煌文献中的记账文书、购买契约等资料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陈继宏认为，以历史的视角代入古代生活，才能更真实地理解历史。

为了填补研究空白，团队成员致力于从各种语言资料中汲取精华。陈继宏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便在郑教授的鼓励下学习藏文，并对照学者们整理的藏文文书合集，逐步理解、建构和对比。她相信，历史是延续的，将不同时代的敦煌历史联系起来，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这座西北城市的历史演变逻辑。

另一位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语言的学者是85后副教授陈光文。他负责《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的撰写，该卷时间跨度最长，基础资料也最为薄弱。尽管海上贸易的兴起导致敦煌在商贸和对外交流方面的节点作用有所下降，但仍有许多人沿此路线行走，并留下了游记、见闻和对风土人情的记载。

在收集的资料中，西夏文资料占有很大比重，成为必须攻克的难关。在学术界，关于西夏管理敦煌的时间存在争议。陈光文在研究中，重新释读了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的一则两行西夏文题记，并结合语料词库和工具资料，提出了新的观点，该观点已成为《敦煌通史》的重要内容。

陈光文回忆，郑教授鼓励他在这一时期进行创新，努力填补研究空白。他坦言，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资料收集到观点形成，几乎是“从零开始”。郑教授要求他“每天都要保持研究状态，不能松懈，积少成多”。对他而言，完成这部著作也是一次严格的学术训练。

郑教授表示，团队的研究仍在继续，目前正在打磨“汉唐敦煌史”书稿，并计划推出《敦煌西汉史事编年》等新的研究成果。

记者手记

“精之于细”与“合之于纲”

在采访中，我深切感受到，郑炳林教授及其团队在研究敦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为了保质保量地编撰一部通史，必然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深入学术界鲜有人问津的“深水区”。这既需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科研责任感，也考验着学者们把握“细节与全局”的学术功底。

“精之于细”是学术创新的方法论，是挖掘“深井”的关键。历史研究讲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七卷本《敦煌通史》，无论是墙壁上的一两行题记，还是一个区域的时代变迁，都涵盖其中。正是学者们对每一个细节的精心钻研，夜以继日的考证与论述，才逐步构建和完善了这部“有血有肉”的学术成果。

“合之于纲”则是博采众长、贯通“脉络”的方法论。一部通史的编撰，凝聚了研究团队的心血，融合了不同学者的学术精华。在采访中，团队成员都提到，郑炳林教授在确立研究方向的同时，既要求成员各司其职，又充分尊重他们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这种“精之于细”与“合之于纲”的结合，使得《敦煌通史》既内容丰富，又引人入胜。